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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统战英烈——黄竟武
双击自动滚屏      添加时间:2020/4/3      浏览次数:146927        【字体:

“竞武!你死了,倘若你预知死后八天,上海六百万市民便得解放,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将先后得到解放,竞武!你虽死得惨,也可以安心了。”——黄炎培


黄竟武(1903-1949),字敬武, 黄炎培次子,1903年出生于江苏川沙。1924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国安抵克大学学习文科基础,后转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1929年黄竟武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其时国内战乱不断,但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是他留学的初衷,于是他毅然购买了返回祖国的船票,踏上了归途,时年26岁。

归国后,黄竟武一度从事稽核(稽查和复核账目的简称)工作,深入基层,精勤不辍。在他担任沅陵盐务稽核所所长期间,整顿盐务,革除弊政,时值他的美国老师葛利佛来华调查中国盐务,他和老师一起对全国的盐务会计工作进行了改革。1931年起,黄竞武分别在扬州、蚌埠、青口、沅陵等地负责地方盐务稽核。他大胆革除当地盐务旧规陋习、整肃机关。在蚌埠盐务所时,有一奸商以为黄竞武年轻可以利用,用金钱贿赂,希望与其合污舞弊,被竞武断然拒绝,但反被诬陷受到处分,贬往偏僻地区青口任职。青口交通闭塞,社会治安混乱,经常有强盗出没。他接近群众,依靠百姓,创立了青口至板浦的班车制度,改善了交通,社会风气也大为改观,深得乡民的拥护和爱戴。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深感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无能及中国经济的落后,在给胞弟大能的信中说:“我们常常感觉应如何为国出正当的力量,也许我们努力不够,而大半仍为政府不能利用人才,或养而不用,或用而不重用,使怀才者无所发展。我常感因政治之组织不良,效率低微,实缺乏立国之条件……中国这种腐化的政治继续下去,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内战老百姓又如何忍受得起呢?”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变革改良的思想已然萌生。

1941年3月,中国民主同盟会成立,黄竟武的父亲——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被公推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后由张澜接任),黄竟武随父亲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投身民主运动,担任民盟总部组织委员、国外关系委员会委员,为发展民盟组织,联络海内外爱国人士,不辞辛劳,积极工作,并多次担任中共周恩来与美国人士会谈时的翻译。

1945年有8月,抗战胜利,中央银行迁回上海总部,黄竟武回到上海,担任上海中央银行稽核专员。也就在这一年,黄竟武的父亲黄炎培亲赴延安,与中共高层会面。他与毛泽东在窑洞里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继续参与国共和谈,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了在延安的见闻以及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几个月后,在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民主人士的发起下,一部分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在重庆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黄竟武加入民建,开始以民建、民盟的双重身份,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他受民盟中央的托付,和沈志远等筹组民盟上海市支部,担任市委委员;同时又接受民建总会的领导,参与筹备民建上海分会工作,参加民建组织的各项政治、会务等活动。

1946年4月12日,民建总会迁至上海,黄竟武进一步协助他父亲处理民建要务。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公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黄炎培不能再公开活动,重要事务交由黄竟武秘密办理,工作环境日益艰难。


1948年,为了下开展地下斗争,1948年初冬,东北全境解放,人民解放军向华北进军,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更变本加厉地迫害逮捕民主人士,爱国志士被捕事件屡屡发生。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情况,民建总会11月15日在上海举行留沪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指定了15人组成的民建上海临时干事会,承担民建总会和上海分会所赋予的职权,领导和组织会员开展地下活动。黄竟武成为“临干会”常务干事之一,主要负责组织工作。他先将外滩中央银行404室的办公处,将民建的机密文件、资料藏在那里;接着辟建国中路153号作为秘密联络点,联络机关,收集国民党的有关情报;同时还在他的老家川沙以一家米店作掩护设点,以备紧急情况下能及时转移。 “每晚易地开会,不辞辛劳”。

1948年秋,黄竟武在地下党员李正文同志的帮助指引下,与其他民主团体配合,开展地下斗争,积极参与和领导掩护中共人士,许多遭国民党特务追捕的共产党人,在他的直接掩护、安排下隐蔽起来,脱离了危险。他常常告诫同事们:“我们不能坐等解放军来,我们要做配合工作,不让那些官僚资本转移。我们要保存国家财产。如果解放的是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么养活600万人口?我们要团结工商界朋友,使他们组织起来,准备为新中国服务。”许多工商界和科技界的朋友,在他的反复宣传、劝说下留了下来。

1949年初,临近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疯狂残害革命者和爱国人士,黄炎培不仅受到特务监视,还上了“黑名单”,处境越发危险部分。中共上海地下党设计了一个“金蝉脱壳”计划,于2月是旬将黄炎培秘密转移出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临行前,黄竞武对他父亲说:“中央银行令行员签名愿去粤与否,去者有重赏,愿辞职者,亦有优厚的给予,父亲!我都不这样想。”明确表示了他坚决留在上海做好革命工作的决心。解放区电台播放了黄炎培抵达北平的消息后,民建许多同志劝黄竟武离沪暂避,并安排了苏州和川沙两处安全避所。但黄竟武说:“决不能因个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于停顿”,“越是在紧要关头,越要坚守岗位”,义无返顾继续投入紧张工作。

清明节是中国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日期一般在公历4月5日。国人自古就有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礼俗观念,因此在清明时节逐渐形成春祭的传统。

在此期间,黄竟武接下了两项非常重要的秘密任务,一是阻止国民党中央银行将黄金偷运到台湾,二是对驻上海的国民党武装进行策反。为了完成这两项秘密任务,黄竟武非常审慎。他一方面秘密发动中央银行员工,从内部阻止国民党偷运黄金白银去台湾;另一方面联系新闻界人士,揭露国民党偷运黄金、美元去台湾的内幕,从外部制造舆论压力。他积极收集“四行两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有关组织人事和业务资料等情报,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金融作准备。

在与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李文正取得联系后,他积极开展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成了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党外工作人员。他的一位同学是国民党中央税警团团长,他对李文正说:“税警团归国民党财政部管,经费充足,武器装备精良,一个团能顶一个军用,我完全可以劝说他起义。”此后他冒着风险,几次前往南京进行开展工作,这位团长表示愿意在适当时机率团起义。他还安排郊区的同志做好乡镇自卫队的策反工作,确保他们保管好武器,防止武器流失或被国民党撤退的溃军裹走,争取立功自保。

4月22日凌晨,解放军在靖江八圩港至张黄港地段顺利渡江作战,并突破江阴一线防御阵地,向上海挺进。4月24日,黄炎培开始配合上海解放工作,在北平通过电台对上海人民广播,呼吁上海人民配合人民解放军,迎接解放。 大约一星期后,一位地下党员秘密告知黄竞武,发现有特务在监视他,并要他注意隐蔽,以防毒手。秘密联络点的同志知道这一消息后,也劝他离开上海,并为他联系了隐蔽的地方。但是他认为上海即将解放,不能为了个人安危而放弃正在进行的工作。为预防万一,他决定把所掌管的民建机要资料秘密交给干事会的干事孟征祥进行转移,并从此不再回家,流动到亲友家中借宿。他对孟征祥说:“这些文件有全部民建成员的名单及通讯地址,如落入敌人手中,那是几百人性命的问题,不是绝对可靠的人是不能托付的。情况再险恶,我们也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孟征祥把这些资料妥善藏好,解放后完整地交给了胡厥文同志。

5月初,解放军对上海已形成包围之势。黄竟武认为,在大兵压境之时,许多国民党官员为留后路,都愿找共产党门路以顺应历史潮流,正是策反的好时机。在征得中共地下党同意后,他利用同学关系,使“税警团同意在条件许可时即弃暗投明”,并又与国民党某军要人取得联系,谈判“虚江湾、闸北一线、俾我军入沪”。5月12日上午,他在前往中央银行处理要务时,突然被潜伏在那里的伪国防部保密局特务逮捕。

落入特务之手后,黄竟武深知自己的处境,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残暴的特务对他用尽酷刑,拔掉了他的所有指甲,打断了他的腿,却没能从他的嘴里得到任何情报。5月18日深夜,他和12位志士,被活埋于上海南车站路190号监狱内,年仅四十六岁。

清明节是中国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日期一般在公历4月5日。国人自古就有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礼俗观念,因此在清明时节逐渐形成春祭的传统。

在黄竟武被捕后,特务曾搜查了他了家。5月27日,上海解放,可是黄竟武却没有回家。他的妻儿知道,他肯定被害了。于是哪个地方挖出了死人,他的妻子便去认尸......经多方寻找,人们在南市车站路190号伪警备部检查处牢房旁的空地里挖出五花大绑、头套兰布后被活埋的13位革命志士的遗骸,其中第八位就是黄竟武,口目洞穿,手足残断,指甲俱脱,惨不忍睹。

周恩来副主席、陈毅市长等党的领导人都致电黄炎培悼唁慰问,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并举行了隆重肃穆的追悼会,灵柩安葬于川沙烈士公墓。在追悼会上,他在中央银行的同事、九三学社主要发起人之一吴藻溪介绍了他在解放前的革命工作情况。军代表卢钝根代表人民解放军致词时说:“我们接受伪中央银行,发现一切都准备得很好,以为伪中央银行比其它各伪行都进步些。刚才听了报告,才知道这里面也包含着先烈的血痕!”


1954年,民建上海市分会决议:“烈士壮烈牺牲,有功革命,不可以无传。会副主任委员胡厥文为他亲撰碑文,刻在墓碑上,以示永志纪念。”1961年,又将其遗骸迁往川沙烈士墓,民建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盛丕华题写墓碑:“黄竞武烈士之墓”。(存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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